决心成为作家的愿望牢牢地控制了我

　　简单谈谈我自己

　　帕乌斯托夫斯基

　　从小我就希望，只要一个人所能见识所能体验的，我都能见识见识，体验体验。这个希望当然没有实现。而且相反，我觉得我一生见的事情并不多，而且岁月也过得太快。

　　不过，这只是在没有开始回忆的时候，才使人有这样的感觉。回忆勾起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待这些往事接连不断地浮现出来，你才明白，原来生活比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在略述自己的小传之前，我想先谈谈自己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在我成年的时候就产生了，后来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烈起来。那就是希望我的心情在任何时候都尽量能够接近少年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朝气勃勃的思想和感情。

　　我并不想返老还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是想用自己青春的朝气来检查现在每一天的生活。

　　青春，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思想行动的鉴定者。

　　常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也就丰富起来了。经验显然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它能不让你经年累月所积累下的宝贵的东西黯然失色而至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于一八九二年生于莫斯科石榴巷一个铁道统计员的家里。我父亲，尽管职业要求他对一切要头脑清醒，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受不了任何劳累和操心的事。因此，他在亲友中是个出了名的轻浮而懦弱的人，是个空想家，用我祖母的话来说，是个“没有资格结婚生孩子”的人。

　　显然，父亲有了这种性格是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居的。离开莫斯科以后，他先后在普斯可夫、维尔那工作，后来在基辅西南铁路上呆的时间还算比较长。

　　我父亲的先辈是查波罗日哥萨克，瑟契被打败后，这些哥萨克就迁到罗斯河畔白采尔科夫附近。

　　我祖父母以前就住在那儿。祖父在尼古拉一世的时候当过兵，祖母是土耳其人。祖父是个蓝眼睛的温和的老头。他总是用嘶哑的男高音唱着古老的抒情的曲子和哥萨克小调，讲一些“以往生活里有过的”、难以令人置信、但有时却异常动听的故事给我们听。

　　我母亲是一个制糖厂职员的女儿，很专断、冷峻。她一生“固执己见”，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母亲是故意装出严厉的样子来的。她深信只有对孩子们严厉，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有出息的”人。

　　我家里人口很多，生活丰富多彩，大家都喜欢搞搞艺术。家里常常唱歌、弹琴，都醉心于戏剧。至今去剧院对我来说还像过节一样。

　　我曾在基辅古典中学上学。毕业时很顺利，因为担任所谓“人文学”课程——俄罗斯文学、历史、心理学——的教师都很好。其余的教员几乎不是官僚就是疯子。“纳乌霍多诺塞”、“希朋卡”、“打油的”、“彼切涅克”，甚至他们这些绰号就能说明这一点。不过我们懂得、而且喜欢文学，花在看书上的时间当然也就比预备功课的时间多。

　　有几位和我一起学习过的青年，后来都成了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一剧作者）、戏剧家波利斯?罗曼肖夫、导演别尔生涅夫、作曲家亚多生斯基、演员库沙和歌唱家维尔金斯基都在这里学习过。

　　基辅的春天，乌克兰明媚柔和的春天，是尽情遐想、悠然神往、彻夜不眠的美妙时刻。含着露水的紫丁香叶、基辅花园嫩绿色的树木花草、白杨树和蜡烛似的玫瑰色的老栗树的芬芳，这一切都蕴藏着青春的气息。

　　这样的春天，不跟中学里留着大辫子的姑娘谈恋爱，不写诗是不可能的。我也尽情地作诗了，每天写两三首。

　　这些诗都很华丽，但是当然不是好诗。不过这些诗培养我热爱俄罗斯语言，热爱俄罗斯语言的韵律。

　　当时国内的政治生活，我们也多少知道一些。一九零五年的革命、罢工、大学生的学潮、游行示威、基辅工兵营的起义、“波将金”舰事件、海军上尉什米特事件、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的被刺，这一切我们都亲眼看到了。

　　我们的家庭当时算是进步的、倾向自由的，经常谈到人民，不过多半指的是农民。很少谈到工人和无产阶级。当时“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总使我想起一些烟雾冲天的大工厂：普提洛夫工厂、奥布霍夫工厂、伊若尔斯某工厂。好像全俄罗斯工人阶级都集中在彼得堡、都集中在这几个大工厂里似的。

　　我上到六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分开了。从此以后我就得自己挣钱过活、交学费。我靠给人补习功课勉强度日。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刊在基辅文学杂志“火光”上。根据我的记忆，那是一九一一年。

　　从那时起，决心成为作家的愿望牢牢的控制了我，我开始将自己的一生服从于这个唯一的目标。

　　一九一二年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基辅大学待了两年，冬天和夏天给人补课，说得明确些，当家庭教师。

　　这以前我已经跑过相当多的地方了，因为我父亲有铁路上的免票。我到过波兰的华沙、维尔那、别洛斯托克，到过克里米亚半岛、高加索、布良斯克省的大森林、敖德萨、 波列谢和莫斯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搬到莫斯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他是善尼亚夫斯基大学的学生。我一个人留在基辅。

　　一九一四年我转到莫斯科大学，随着也就迁到莫斯科去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我是家里顶小的儿子，按当时兵役法规定，没有被抽调入伍。

　　战争进行着，大学里无聊的讲课是听不下去了。我躺在莫斯科冷清清的住所里，非常苦恼，我感到生活在我旁边，离我很近，可是我了解的却太少，我一心想出去，到生活里去。

　　当时我热衷于莫斯科的小酒馆。花五戈比就可以在那儿泡“两壶茶”，在嘈杂的人声中、啪嚓啪嚓的杯磬声中、呜啦呜啦的“机器”——大风琴声中混上一天。不知为什么小酒馆的“机器”不是奏“莫斯科的大火噼里啪啦烧呵”，就是奏“呵，为何今夜如此美妙”，老是一个调调儿。

　　小酒馆里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在那里我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啊！脾气古怪的马车夫、莫斯科近郊的农民、普列斯和西蒙诺夫工人区的工人、托尔斯泰主义者、卖牛奶的女人、茨冈人、女裁缝、手艺匠、大学生、妓女、留着大胡子的“后备兵”。没有哪种方言土语是我没有听过的，我贪婪的记下每个一针见血的字眼。

　　当时我有一个决定已经成熟了，那就是暂时放弃了创作乌烟瘴气的短篇小说，“到生活里去”，以便“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了解生活。”我深知，没有生活经验，写作这条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我抓住头一个机会摆脱了家庭的贫困生活，在莫斯科电车上当了司机。不过司机每当多久，就因为我撞坏了当时著名的布朗多夫牛奶厂的牛奶车，而被降级成售票员。

　　一九一四年秋末在莫斯科组织了几列后方救护列车。我辞去电车上的工作，到其中一列列车上当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从莫斯科分送到大后方的各个城市去。这时我第一次知道了，并且整个心灵永远地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低地，那里有当时我觉得凄冷、但却可爱的天空，有村镇上乳白色的炊烟、滞缓的钟声、暴风雪、雪橇吱吱的响声，有小树林和雅罗斯拉夫里、尼日尼诺夫戈罗得、阿尔查马斯、唐波夫、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这些肮脏的城市。

　　车上的担架兵都是大学生，护士们是训练班出来的女学生。我们相处很和睦，作了许多工作。

　　在救护列车上工作的时期，我从伤员们口里听来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不同内容的谈话。只要把这些故事简单记录下来就是好几部书。可是我没有时间记。因此当我读到费多尔琴科的杰作“战争中的人们”这部士兵们谈话的真实记录的时候，不免有些羡慕。

　　这本书在俄国曾轰动一时。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力，不仅在于内容的真实，而且在于从它那里（即从兵士们的谈话里）已经可以听到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所发出的远远的，但却清晰的雷鸣。

　　一九一五年我们大学生担架队从后方列车上调到战地去了。我们把伤员从离火线很近的波兰、加里齐亚运到戈麦尔和基辅。

　　一九一五年秋，我从救护列车上转到战地救护队里，随着救护队长途跋涉，从波兰的卢布林一只撤退到白俄罗斯的涅斯维日城。

　　在救护队里，从一块偶然捡到的、油污的报纸上得知，我的两个哥哥于同一天，在不同的火线上牺牲了。除了我那个害着病的、半瞎的姐姐之外，母亲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唯一的孩子了。

　　我回到母亲那里，可是我在莫斯科待不住，于是又开始流浪的生涯。我到了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在布良斯克冶金工厂做工，后来又转到尤佐夫卡的诺沃罗西斯克工厂，从那里又到塔干罗格锅炉制造厂。

　　秋天离开锅炉制造厂，到亚速海渔业合作社。

　　在塔干罗格我开始抽时间写第一部中篇小说“幻想家”。写了很久，写了好多年。这本书一直到后来三十年代才在莫斯科出版。

　　二月革命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当时土尔斯克省一个名叫叶弗列莫夫的偏僻的小城里。

　　我立即赶回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各十字路口，已经日以继夜的召开着群众大会，在普希金和斯科别列夫将军纪念碑前开得最多。

　　我开始担任报纸的采访记者，废寝忘食，整天跑群众大会。这时我结识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契诃夫的朋友、上了年纪的吉拉洛夫斯基——“吉拉伯伯”；另一位是伏尔加河畔新作家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雅科夫列夫。

　　我整个陷在报纸编辑部忙乱的生活里，记者生活虽然杂乱、不安定，但我却觉得这是作家最好的环境。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迁到莫斯科，我常常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首都大饭店”的“喷泉大厅”召开），听过好几次列宁的演说，亲眼看到莫斯科在那空前的、朝气蓬勃的暴风雨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接着我又在南方各地奔走，重新到基辅，参加了红军哨兵团，和节良内依、斯特鲁克、“红桃天使”、“塔拉辛好汉”这些死不悔悟的哥萨克兵团头子们进行斗争。

　　基辅当时经常受包围。四周炮声几乎不断，居民根本弄不清是谁想攻占这座城市：是彼得留拉军、斯特鲁克军，还是邓尼金军？

　　离开基辅我就到敖德萨，开始在当地“海员报”工作。这份报纸是当时全苏最特别的一份报纸。它是印在五颜六色的包茶叶的纸背后的。登载了许多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从法国诗人的诗，水兵特里斯坦?柯尔布约的诗一直到卡达耶夫早期的短篇小说。

　　当时处在封锁状态。海上一片空寂，但却像往常一样优美。编辑部大约有七十位工作人员，可是没有谁领过一戈比稿费。有时领到下等蚌壳制的扣子，蓝颜料，有时领到一包古班黑萸草。是饥饿的年代，但却十分愉快。

　　在基辅我第一次和一群青年作家相处。当时在“海员报”工作的有卡达耶夫、伊里夫、巴格利茨基、宪格里、列夫?斯拉文、巴别里、安德烈?索波里、谢苗?基尔山诺夫，甚至还有上了年级的作家尤希凯维奇——我们把这位老作家当古董看待。

　　在敖德萨，我住在兰热萨一所清洁员住的破烂不堪的房子里。房子就在海边。我写了很多东西，不过没有出版，说得确切些，是没有让它们出版，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善于掌握各种素材和体裁。我当时认为这种才能是作家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志。

　　不久，“漫游之神”又支配了我。我离开敖德萨，到了苏胡米——当时还是一座十分偏僻的小城；后来又到巴统，那里气候温和，但经常下暴雨；又到梯比利斯；到埃里温、巴库、朱尔法，最后回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担任几年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时常发表文章。

　　我的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相逢的船只”。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打算写一部描写征服沙漠的书。我遍游里海沿岸，回来之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卡腊——布迦日海湾”。这部小说不是在莫斯科写成的，是在乌拉尔北部的别列兹尼基写成的。当时罗斯塔通讯社派我到那里当记者。

　　“卡腊——布迦日海湾”出版之后，我辞去了职务，从此以后，写作成了我专心致力的唯一工作。这项工作虽然有时是痛苦的，但经常却是理想的、可爱的。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莫斯科近郊“发现”了一块没有人知道的禁区——梅肖尔。

　　这块地方是我从隔壁食品店给我包茶叶的一张小地图上偶然发现的。

　　图上有茂密的森林、湖泊、弯弯曲曲的林间小溪、荒凉的道路、甚至还有客店——我从小就被这一切吸引住了。

　　我当年就到梅肖尔去了。从那以后，这地方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正是在这儿，我真正懂得了，怎样才是爱自己的土地，爱每条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每棵老白柳、每个映着一弯新月的澄清的池塘，爱静穆森林中的每一声鸟鸣。再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充实了我的。在这里我破天荒第一次体会到，俄罗斯语言的形象性与魅力（按照屠格涅夫的说法），和大自然，和潺潺的泉水声、鹤群的鸣叫、和落日的余晖、草原上远处传来的姑娘们的歌声、远处篝火袅袅的青烟，和这一切有着不可捉摸的联系。

　　梅肖尔渐渐成了一些作家喜爱去的地方。富拉耶尔曼曾经在那里住过；盖达尔、罗斯金、安德烈?普拉托夫也经常到那里去。

　　在梅肖尔，我和盖达尔成了朋友。他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平时也像作品里那样不平凡、那样亲切。

　　我有许多短篇小说，如“夏天”，和一个较短的中篇小说“梅肖尔地方”的写成，都应该归功于梅肖尔这个地方。

　　几乎我的每一本书都意味着一次旅行。换句话，说得更确切些，每次旅行之后，总写成一本书。

　　去过坡堤之后，我写了“柯尔希达”；到黑海沿岸熟悉过情况之后，写了“黑海”；在卡雷利阿和彼得罗查沃德斯克住过一个时期之后，写了“查理?伦瑟维的命运”和“湖滨防线”。

　　在“北方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作品里，我多少表达了自己对列宁格勒的热爱。

　　我继续旅行，甚至出去的时候比以往更多。在我进行创作的年代里，我到过科拉半岛，走遍了高加索、乌克兰和伏尔加河、卡马河、顿河、德涅博尔河、奥卡河、捷斯纳河等流域，以及拉多加湖、奥涅加湖等湖泊区；到过中亚细亚、阿尔泰、西伯利亚；到过祖国秀丽的西北——普斯柯夫、诺夫戈罗得、维帖布斯克、普希金住过的米海洛夫斯科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在南线当战地记者，也跑过许多地方。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创作方法。至于我，为了工作有成果，我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到全国各地旅行，另一件事是思想集中。

　　我一生写过的东西好像很多，可是我总觉得，已经写成的，只不过是开始，真正的创作还在后面。按我的年龄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很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总感到生活的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也就很明显的说明了我为什么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童话、传记小说、地方志随笔、剧本、论文、电影剧本——对各种各样的主题和体裁都同样爱好。

　　我的自传体小说和别的作品有些不同。小说第一部“遥远的年代”于一九四七年出版。第二部“动荡的青年时代”预定一九五五年出版。我还要写两本书，才能写到我们这个时代。

　　以上非常简略的谈了一下我的一生。在我刚提到的自传小说里，将要作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经常出自内心地向普希金讨教。因为他把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都写进自己的灿烂的诗篇里了。在结束这篇小传的时候，我想提醒自己，并提醒别的作家注意普希金的一个伟大的创作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就是要作家和人民永远心连心。这个原则很简单。普希金写道：

　　你要随着自由的心灵的引导，

　　沿着自由之路前进，

　　结成那可爱的思想的果实，

　　不要为你高贵的功绩取任何褒赏。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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