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

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

写，譬如，“夜镶满群星，

而星星遥远地发出蓝光并且颤抖”

夜风在天空中回旋并低唱。

……

远处有人在唱着歌。那么远。

我的空虚因为没有她。

我的目光搜寻她，想要把她拉近；

我的心寻找她

而她并没有和我在一起。

……

相同的夜让相同的树木泛白。

彼时，我们也不再相似如初。

我不再爱她，这是确定的，但我曾多爱她。

我的声音试着循风来抚摸她的听觉。

别人的。她就将是别人的了。一如我过去的吻。

她的声音。她明亮的身体。她永恒的眼睛。

我不再爱她，这是确定的，但也许我还爱她。

爱情太短，而忘却太长。

巴勃鲁·聂鲁达

　　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聂鲁达，10岁开始写诗，13岁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6岁进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在这期间，聂鲁达曾在泰慕科城的赛诗会上获得头奖，崭露头角。1923年以“巴勃罗·聂鲁达”为笔名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次年出版《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因此而名声大振，他便放弃学业而专事写作。

　　他的作品深深影响全世界的读者。我们深爱他，我们大声读他的诗歌、小说，看他小说改编的电影。他的同胞，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曾坦言他最早的文学记忆之一就是听母亲大声朗读聂鲁达的诗集。

　　聂鲁达是成功的诗人，却是失败的恋人和政治家。聂鲁达是个浪漫多情的人，但他的恋爱婚姻却始终不顺，他一生恋爱不断，绯闻迭起，结婚三次，离婚两次，在婚姻的持续期间，还频频出轨，对于他的这些行为世人非议颇多。

　　他的政治生涯也不顺利，一生颠簸流离，生前数度在自己的祖国被判定为不受欢迎的人。有人说，夺去聂鲁达生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政治。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聂鲁达不久便离开人世。据官方体面的说法，他死于前列腺癌引发的心脏病。

　　但是，聂鲁达当年的司机闭嘴40年后，说道：聂鲁达是被医生注射毒针后死的。于是，诗人遗骨的命运再也无法像游客感受到的美景这般安详。2013年4月，聂鲁达遭遇开棺验尸，法医对他的遗骨进行一系列化验，这是两年前文学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于当年11月公布的一份法医分析，称并未发现任何关于聂鲁达死于毒杀的证据。

聂鲁达的墓地，就在他故居旁边不远的地方，一处高起的小海角上。

　　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

　　——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节选）

　　译丨赵振江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上学到任何作诗的诀窍：我也不会把什么奉告、方法或风格之类的东西印成书本，新的诗人们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点一滴的所谓智慧结晶。如果我在这篇演说中叙述了某些往事，如果我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场合和地点回顾了某个难以忘怀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总是在某个地方得到必要的信念，得到那等候着我的方案，这并不是为使我的发言变得坚实，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制诗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灵对我的奉献。我认为诗歌是一时的、庄严的举动，孤独与声援，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我同样坚信，一切——人和他的影子，人和他的态度、人和他的诗歌——都维持在一个日趋广阔的范畴里，维持在一种永远构成我们的现实和梦幻的活动中，因为这样便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同样肯定地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渡过湍急的河流、围着牛的头盖骨跳舞以及在最高地带圣洁的水中沐浴时所得到的启示，究竟是为了日后与其他人交流而发自内心的灵感呢，还是其他人作为要求和召唤而向我传递的信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我的经历还是我的创作，不知道我当时所创作的诗句以及后来所吟咏的感受究竟是事实还是诗歌，是过渡还是永恒。

　　朋友们，由此产生了一种诗人应当从其他人身上学到的启示：没有冲不破的孤独。条条道路汇合到同一点：我们的交流。只有打破孤独、坎坷、闭塞和寂寞，才能达到神奇的境界，我们才能在那里笨拙地舞蹈或伤心地歌唱；意识的最古老的传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作为人的意识和相信共同命运的传统。

　　的确，即使某些人或者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出席友谊和信义的共同筵宴，我也不愿为自己申辩，我认为指控或者申辩都不包括在诗人的义务之中。更何况任何诗人都不曾是诗歌的经营者，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专门指控同行，或者想以反驳合理的或者荒谬的责备来消磨一生，我坚信只有空虚才能将我们引入这样的歧途。我认为诗歌的敌人并不在那些创作或保卫诗歌的人们中间，而在于诗人自己缺乏和谐。因此，任何诗人的实质性的敌人都只在于诗人自己缺乏和谐 。因此，任何诗人的实质性的敌人都只在于他自己的无能，在与最爱愚弄和最受剥削的同辈人相互理解方面的无能，这一点对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是适用的。

　　诗人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上帝”。不是，不是“小小的上帝”。诗人并非命中注定地要比从事其他工作或职业的人高明。我常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既高尚又平凡的工作，作为公共义务，他每天都要和面、装炉、烘烤、送货。如果诗人也有这种朴实的意识，他同样会使自己变成一种美好工艺、一种简单或复杂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建设是社会的建设，是人们生活条件的转变，是商品的供应：面包、真理、酒和梦。如果诗人投身于这场没有止境的斗争，其目的是使每个人都为他人尽义务，都将自己的精力和感情献给人类共同的日常工作，他就会分享全人类的汗水，面包，酒和梦。只有沿着这条普通人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才能使诗歌重返广阔的天地，这正是人们在各个时代为它开辟的天地，也就是我们要在各个时代为它开辟的天地。

　　年轻时代的诗人聂鲁达。

　　将我引向相对真理的谬误以及一再将我引向谬误的真理，它们从未允许我——我对此也从未抱过奢望——指导所谓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文学的崎岖小径。不过，我倒是真的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在创造自我愚弄的神话。在我们自己所制造或者要制造的泥塘中，会产生阻止我们将来发展的重重障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就是说，对于我们周围的事物及其转化的过程，势必会产生直觉，然后在似乎为时已晚的时候便会懂得，我们造成了一种如此夸大的局限性，以致扼杀了生命，而不是使它发展和繁荣。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现实主义，事后它对我们来说，比建砖用设还要沉重，当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建成作为自己全部义务的大厦。从相反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或者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的）偶像，如果创造了这种精雕细镂却又莫名其妙的偶像，我们立刻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沼泽，那里充满令人颤傈的落叶、淤泥、迷雾，我们的双脚会越陷越深，一种令人窒息的闭塞会将我们吞没。

　　至于我们这些人，作为幅员辽阔的美洲的作家们，我们坚持不懈地听从召唤，用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充实这巨大的空间。我们对自己作为开拓者的义务非常清醒—一同时，在—个人烟稀少的世界中，批评报导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因为人烟稀少而缺乏酷刑、痛苦和不公正——而且我们也感到了搜集古老梦想的使命，这种梦想沉睡在石雕上，在古老的断碣残碑以便将来别人可以在上面安置新的标记。

　　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我都要将诗人的这种职责扩展到最大限度，因而我决定了自己在社会当中和在人生面前的态度，同样应当是平凡而又自成体系的。目睹光荣的失败、孤独的胜利和暗淡的挫折，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置身于美洲斗争的舞台，我懂得自己对人类的职责就是投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巨大努力之中，将自己的心血和灵魂、热情与希望全部投入进去，因为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革只有在这汹涌澎湃的激流中才能诞生。尽管我的立场会引起或者已经引起了令人痛心的或者出于好意的责备，然而事实是，在我们这些辽阔而又残酷的国家里，如果我们想驱除黑暗，如果我们想叫千百万不能阅读我们的作品而且根本就不会阅读的人，叫那些不会给我们写信而且根本就不会动笔的人在尊严的领地上自立——没有尊严便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那么对于作家来说，除此之外，我还没找到别的道路。

　　我们继承了数百年拖着镣铐的人民的不幸生活，这是最天真的人民，最纯洁的人民，曾经用岩石和金属造就了奇迹般的塔楼和光彩夺目的珠宝的人民：突然被至今尚存的可怕的殖民主义时代征服并使之失去了声音和人民。

　　我们主要的救星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斗争和希望不会是孤立的。遥远的时代、麻木不仁、谬误、热情、我们今天的迫切需要、历史的迅猛发展都集中在人的身上。但是，比方说，如果我只是对伟大的美洲大陆过去的封建制度做出了某种贡献，那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自豪地感到对祖国目前的变革尽了微薄的力量，又如何抬得起由于瑞典授予我的荣誉而容光焕发的额头呢？应该看一看美洲地图，应该正视那伟大的万千气象，正视我们周围环境的宏伟壮观，这样便会懂得为什么许多作家拒不接受昏聩的天神们强加给美洲人民的耻辱和被掠夺的过去。

　　我选择了分担义务的困难道路，不愿对普照社会的中心人物顶礼膜拜，情愿虚心地将我的能力献给那支大军，它在征途中会犯各种错误，但却时刻不停地前进，既要对付不合时宜的顽症，又要对付急不可耐的狂徒。因为我认为，诗人的职责不仅向我表明了与玫瑰、和谐、狂热的爱恋和无限的乡情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向我表明了与人类艰巨任务的密切关系，我已经将这种任务与自己的诗歌融为一体。

　　聂鲁达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恰恰是在一百年前的今天，一位可怜而又卓越的诗人，一个最痛苦的失望者，写下了这样的预言：黎明的时候，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将开进光辉的城镇。

　　我相信韩波的预言，他有预见性。我来自一个偏僻的省份，由于地理条件，这个国家与世隔绝。我曾经是诗人中最孤单的人，我的诗歌是地区性的，痛苦的，阴雨连绵的。然而我对人类却一向充满信心。我从未失去希望。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带着我的诗歌，同时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此地。

　　最后，我要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劳动者和诗人们，韩波的那句诗表明了整个前途：只有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才能攻克那光辉的城镇，它将给人类以尊严，正义和光明。

　　这样，诗歌才不会是徒劳的吟唱。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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