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张枣： 我将被几个佼佼者阅读

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1986年旅居德国，后在图宾根大学任教，生前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代表作有《镜中》《何人斯》《边缘》等，有诗集《春秋来信》出版。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W.H.奥登《悼念叶芝》

　　一

　　3月9日下午我从北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接下来，我想到了27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太连贯，仅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是的，那些曾经的风与疯与风，在重庆，也在他最后的北京得以完成。如今，一切都已过去。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照片从左至右为 柏桦，张枣，钟鸣 和 欧阳江河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迫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30—40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30—40公里)传递着他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形塑、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了张枣那紧迫的声音。

　　从这天下午4点一直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迫切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孩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州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以及注定要死亡的爱情……一个痛惜时光寸寸流逝的诗人，一个孤独的年轻漫步者，他已来到重庆悠悠的山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

　　我们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后来，他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变，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我们就这样奔波于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奔波于言词的欢乐之间。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纸、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在四川外语学院，凌晨或夜半的星星照耀着一条伸向远方的枯瘦铁路，我们并肩走着，荡人的春气、森林或杜鹃正倾听我们的交谈。

　　二

　　写作已箭一般射出，成熟在刹那之间。这一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的诗歌《镜中》、《何人斯》紧张而明亮地来到我家，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或我后来所说的汉风品质。

　　如今我们当然懂得，不必赋予这首小诗过度的意义，《镜中》只是一首很单纯的诗，它只是一声感喟，喃喃地，很轻，像张枣一样轻。但这轻是一种卡尔维诺说的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这轻又仍如卡尔维诺所说：“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说：‘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卡尔维诺《论轻逸》)说来又是奇异：湖南人自近代以来就以强悍闻名，而张枣平时最爱说一句口头禅：“我是湖南人。”那意思我明白，即指他本人是非常坚强的。有关“坚强”一词，他曾无数次在给我的来信中反复强调，这里仅抄录他1991年3月25日致我的信中一小段：

　　不过，我们应该坚强，世界上再没有比坚强这个品质更可贵的东西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庞德(Ezra Pound)的纪念片(电影)，他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

　　我听了热泪盈眶。

　　1984年秋，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从《镜中》开始，他优雅轻盈的舞姿(也可说一种高贵的雌雄同体的气息)如后主(李煜)那华丽洋气的“一江春水”恣意舒卷，并一直持续到1986年初夏。而这时他又写出了多少让我们流连的诗篇，仅举一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就足以令他的同行们羡慕。还不用说他后来所写的更为繁复典丽之诗，单从他重庆时期所写下的诗篇，敏感的诗人同行就应一眼见出他那二处与众不同的亮点：一是太善于用字，他似乎仅仅单靠字与字的配合就能写来一首鹤立鸡群的诗作，为此，我称他为炼字大师；二是他有一种独具的呼吸吐纳的法度，这法度既规矩又自由，与文字一道形成共振并催生出婉转别致的气韵，这气韵腾挪、变幻，起伏洋溢着层层流泻的音乐，这音乐高古洋气、永无雷同，我不禁要惊呼他是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三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其中包括付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他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骄子的身份，而且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开始云集在他的周遭。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张枣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似燕语呢喃，有一种令人啧啧称羡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这岁月可用王维一首《少年行》来总括：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一天，张枣突然从川外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而典雅的德国姑娘达玛结婚(达玛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

　　我们也常常陶醉于彼此改诗的快乐之中，改诗也在我们当时的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的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尤其结尾二行，就直接是他的手笔。他还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他一下就抓住了此诗恐怖的气氛与主旨。

　　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这也是诗人间最完美的对话，关于此点，张枣在其写于1987年《虹》中的解说，尤其能体现他那种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一个表达别人

　　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

　　一个表达别人

　　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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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按中国的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凡人、40岁的老不死。”当时的张枣只有24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巅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30岁，潦倒暮气的40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短暂的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当年这位不足22岁就写出《镜中》、《何人斯》，以及稍后，即24岁时，又写出《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楚王梦雨》的诗人来说，张枣所显出的诗歌天赋的确是过于罕见了，他“化欧化古”、精美绝伦，简直堪称卞之琳再世，而且，他当时才仅仅22—24岁呀，以如此年轻的形象，就置身在了超一流诗歌专家的行列。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出，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但极有可能的是，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因为少了他，而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

　　2010年3月10日-3月21日于成都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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