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19年第1期｜迟子建：用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

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九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泰、荷兰、瑞典文等海外译本。

来新加坡参加文学节前，我向《联合早报》的张曦娜女士询问，这次活动是否有演讲环节？她回复说有，并且告诉我这届文学节的主题是——“时代速度，文字温度”，让我围绕它备稿。

这个主题八个字，但涵盖面太广了。也就是说，它是连绵的群山，望不到边际，可我作为参与者，也只能进山，找到熟悉的风景，谈点个人创作体会。也许它只是群山中一个不起眼的山头，或是山间一条无名的小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山河，是我的脚丈量过的，用心印证过的，带有我的体温。

速度和温度，虽然都有个“度”字，但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先说速度，按照词典解释，它是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程度；而温度，是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速率和温标，无疑是物体的外化形式，我们能够记录到的。而文字的温度，因为出自人体，靠的是心灵捕捉，我们在谈文字温度时，显然与记录其他物体的温度，标尺不同。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似乎很多事物都在竞赛，不由自主地进入跑道。竞赛自然产生了速度。最快的速度应该是什么呢？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人眼里，高速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经济学家眼里，GDP的涨幅就是完美速度；在宇宙探索的人眼里，火箭的速度是最震撼人的；在铁路设计者心目中，列车在铁轨上稳健地每一次提升时速，是最激动人心的。可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耕牛被拖拉机取代，自行车被摩托车打入冷宫，那么拖拉机和摩托车的速度，在这些人眼里，就是高速。这如同人们看待日子，对它的快慢，感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生活节奏快的都市白领眼里，因繁忙而感觉一天很短，时间总是不够用；而在遥远的乡村，能够过闲适日子的人眼里，日升月落，就像唱京剧，一板一眼，一天太长了。所以速度进入人类生活轨道后，不是绝对速度了。

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消耗地球资源，我们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和便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冰盖快速缩小，大气臭氧层中臭氧含量逐日减少，地球上物种消失的速度超过科学家预测，各类化工物质的过量排放，让我们与星空成了隔世情人。信息的发达，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们的文学作品，可能永远少了一些诗意人物，比如乡村邮差，比如以手工劳作之美而著称的木匠，铁匠，人工割麦者和淘金者，专办红白喜事的阴阳先生等。

在发展过程中，现代和文明，本该是铁轨的双轨，共同负载时代的高速列车，可这两条轨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对称，甚至扭曲变形。所以我们生活的列车，在人类日渐膨胀的欲望中，并不是一路凯歌高奏的，越来越多的站台出现了迷失者。盲目向前，让人疲惫空虚，灵魂无所依托，快速度并没有带来与之同步的愉悦度。这个时候，文学作品以它独立不羁的气质，加入到做时代速度减速阀的行列中——回望我们的足迹，反思我们发展中的过激行为，从各个不同角度，拾取我们不该遗忘的事物，让灵魂有所归依。文学比时代慢半拍的天性，让它成为收获过的大地的一个安然的拾穗者，自觉地承担了去沙取金的使命。

那就结合我的个人创作，来谈谈与此话题相关的一些作品吧。

我出生在中国最北的村庄，中俄界河黑龙江，就在村中静静流过。由于地处偏远，每年有半年是飘雪的日子，我感受的大自然风寒，自然比别人要多。我发表的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就是回望式的作品。小说中那个中俄边境的小村庄，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寒风凛冽的长冬，泥泞的春天，绚烂的夏日，苍凉的秋日，是作品变幻的幕布，而在幕布前穿行的人，莫不有着这样那样的隐秘伤痛——从前苏联逃过来的白俄老奶奶，在伪满时为日本人淘过金的姥爷，以及在文革阴云中被扭曲的人。我初登文坛，演绎的这曲故地“童话”，弥漫着伤怀之气，为我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调，也为回望式作品的出现，拉开了序幕。这以后三十年出版的作品中，长篇《树下》《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短篇《逝川》《亲亲土豆》《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一坛猪油》《采浆果的人》；中篇《日落碗窑》《秧歌》《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晚安玫瑰》等，都与回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向下看的姿态，回望的眼光，使我的写作一直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它愿意在历史的幽谷徜徉，拾取往日阳光；它也愿意将浮夸的泡沫荡去，使其相对清澈。我想通过三篇小说，展开来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

写作三十多年，我发表的五百多万字小说作品中，我留意了一下，长篇中篇短篇的比例相对是均衡的，也就是说，这几种小说的长度，在我的写作历程中，从未在哪个阶段缺失，它们是齐头并进向前发展的，所以各选一篇来解读。

先从短篇小说《采浆果的人》入手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金钱的过度崇拜，是人类脚步开始出现踉跄的一大因由。最早感受到金钱对一个村庄的腐蚀的，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我的故乡生长有各类野生浆果，比如都柿（蓝莓），雅格达（红豆越桔），因为它们富含花青素，对健康非常有益，所以在市场上成为新宠。每到秋天，收购野生浆果的人就来了。这些收购商付给采山人的是现金，因而很吸引人。野生浆果没有成本投入，只需付出辛劳，加上那么一点运气，就可以给家庭增加额外收入。所以一到秋天，那些以种地为生的人，不顾自己辛劳耕耘了几个月的庄稼，把秋收置于脑后，带着采摘浆果的工具，去了深山。北国的冬天说来就来，昨天还是秋阳朗照，一夜之间，天就可能变脸了，降下滔天大雪。有一年农人们疯狂地采浆果的时候，无情的大雪来了，将他们未及收获的农作物，无情掩埋了。这个事件促使我写出《采浆果的人》，在小说中，我塑造了一对智障兄妹大鲁二鲁（我童年生活的山村，确有这样一对智障兄妹，他们非常善良勤劳），小说中的大鲁二鲁尊重父母遗训，也就是农事古训，春天要去田地播种，秋天不忘了收获归仓，这样一年衣食无忧。大鲁二鲁将春种秋收的朴素原则，视为生活的最高原则，所以外乡人来收购野生浆果时，他们不为眼前利益所诱惑，按部就班地秋收，将萝卜、土豆、白菜等越冬蔬菜，一样样地收回家中。大雪突袭时，只有他们收完了庄稼，而村庄其他人都傻了眼，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被大雪化为泡影了。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聪明人在追逐金钱时，舍本逐末，沦为傻子；而看似的痴呆，却是生活中真正的聪明人。结尾我写到二鲁在大雪过后，戴了一串鲜红的项链出来，这项链是用刺玫果穿成的，这种野果通常生长在地头的草丛中，看来大鲁二鲁在收获间隙，也采了浆果，并为它做了最美的镶嵌。

接下来要谈到的一部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是我十年前发表的作品，那正是中国铁路高速发展时期，一次次的列车提速，带来了经济繁荣，也给出行人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也就是说，一些偏远之地的小站，比如四等五等的小站（它们多是村镇所在地），在提速过程中，它们被时代列车甩下来了，列车不再停靠，呼啸着一跃而过。生活在这样地方的人，出行就颇为周折，要驱车去更大的站，比如县城等，才能搭上外出的列车。

小说故事的主要内核，源自一个真实故事。我故乡的一个警察，在腊月忙年的时候，抓到一个贼。贼窜入一户有钱人家的仓房，偷了一袋面，一条肉。北方的冬天一来就是半年，所以我们那儿，家家都在户外搭建了仓房，作为天然冰箱。鸡鸭鱼肉这样的年货，都是放在仓房中的，吃时拿到屋子解冻。贼去的那家仓房，有很多年货，但他偷的东西很少，警察审讯他时，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家里实在太穷，所以只偷了面和肉，想在过年时能像别人家一样，包顿饺子吃，他以为有钱人家不在意丢这点东西，没想到他们报案了，而且案发后他很快就落网了。后来才知道，不是因为警察神勇，是这贼太没经验了，极北的雪地就像干净的白纸，将他作案的足迹清晰地呈供给警方，警察循着足迹就锁定了他。警察自然不相信这个贼所说的一切，去了他家，结果令警察大吃一惊，这家确实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警察动了恻隐之心，自掏腰包买了大米和豆油，送到他家，把这个贼放了。

我在小说中，用这个真实故事做了主要线索，然后将故事发展下去——警察的善良之举，让贼无地自容，他发誓不再干偷盗的事情，洗心革面，冲动之下，剁下了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以表决心。警察对这个贼的莽撞之举又怜又恨，催促他接指。当地并不太懂行的医生给贼做了断指再植手术，结果发现不行，警察便催促他去哈尔滨做二次手术。我们知道断指再植，如果时间耽搁过久，再高超的医生也回天乏术。因为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提速了，在这个小站不再停了，而连降的大雪又封锁了陆路交通，公路阻断，他不能乘坐汽车就近去列车停靠站搭上火车，所以警察动了让快车在这个小站停一下的念头。他去联系车站的信号员，信号员跟机务段沟通后未被允许，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她就是小说中的云娘，一个信奉神灵的鄂伦春老妪。她是个孤老婆子，陪伴她的是一条叫嘎乌(鄂伦春语，“撑杆”之意)的老狗。

我将故事放在腊八的日子，在民间传说中，腊八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日，被称为“法宝节”，人们喜欢在这一天食粥，所以这天有喝腊八粥的习俗。故事的场景就很自然地放在了火车站旁的一家小店，顺吉客店，南来北往者聚集之地。腊八节的晚上，顺吉客店准备了肉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警察，云娘，剁掉了手指的贼，车站信号员，以及一对提着一条鲜活红鱼，要搭乘列车去山东威海，赶在儿子忌日时（他们的儿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给儿子结阴婚的夫妇，渐次在这里登场。

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就想这列已不允许在这个小站停下的快速列车，在腊八节的夜晚，一定要停下。怎么让它停？这是考验作者的问题。于是我让带着神偶口袋的云娘出场，她身后有个真正的神灵，就是叫嘎乌的那条狗。它在山林陪伴主人多年，已是老眼昏花，风烛残年了。我写嘎乌在列车没提速前，每天晚上在固定时刻，从山脚出发，穿越车站的铁轨，到顺吉客店接喝过酒的云娘回家。嘎乌病了好几个月，并不知道列车提速了，但腊八节的这天，久已不来顺吉客店的云娘，一如从前地来喝酒了，各路想让列车停留一刻的人也纷纷登场，在大家绝望之际，嘎乌按照以往时刻，突然来客店接喝酒的主人回家，结果耳聋的它在穿越铁轨时，被提速后的列车撞个正着，嘎乌殒命之际，列车停了下来，那对赶着为儿子操办阴婚的夫妻，如愿踏上列车。我在小说中，没让那个自残的贼踏上那趟列车，因为他已有勇气接受残缺的人生了，他把断指投进客店火炉，当柴烧了。结尾我是让云娘背着死去的嘎乌，在夜色中蹒跚回家。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这样，在飞驰的高速列车下，有我们该停顿片刻拾取的人类神话，有该体恤和关爱的生灵，有穿越生死和时空的大爱。我给这个四等小站所在地的镇子，命名为布基兰，它是鄂伦春语，意思是神衣上喇叭状的饰物，是祈福用的。

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名为《布基兰》，我参加了首映，影片基本的调子是对的，风景足够震撼，但投资方考虑到商业元素，加了一些情节，总体不够和谐，有些遗憾。

讲过了短篇和中篇，大家很自然地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长篇，是哪一部了。如果说我在这个话题的短篇中篇的选本上，略有踌躇的话，那么在长篇的选择上，是没有犹疑的，它一定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的，就是它，我2005年出版的作品。我在小说中写了鄂温克族使鹿部落近百年的风云。

这个部落目前只有两百多人，与他们饲养的驯鹿相依为伴，在我故乡大兴安岭的山林中迁徙游走。他们信奉萨满教，喜食生肉，住在移动的稀棱柱里，日月是他们的灯盏，溪流就是它们永不枯竭的自来水源。大兴安岭林木茂盛，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木材基地，林木经过半个世纪的砍伐和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所以政府及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禁止采伐，让林木休养生息。

我所描写的部落，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面临着转型的。政府的考虑似乎无可指责，为保护森林，让他们过上更舒适的日子，在山林外造屋，让他们搬迁下山，居有定所。他们用上了煤气灶，自来水，享受较好的医疗，而且政府为他们饲养的驯鹿，盖了鹿圈。但是他们下山定居后，无论是驯鹿还是部族的人，都遇到了生存问题，驯鹿不吃培植的草料，人们不喜欢睡在看不见星星的屋子里，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双重的水土不服，促使他们和驯鹿又回归森林。

我去采访这个部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他们平均寿命只在五十岁上下），无比坦然和超然，在与大自然同生共息的岁月中，他们把自己看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像一棵树或一朵花一样。他们相信死后会复生，不惧生命在尘世凋谢，当然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已不像过去那样猎杀野生动物，也去山外买牛肉等肉食带到山上，对大自然的索取少之又少，而且极富大爱。比如我小说中写到的女萨满，在实际生活中，她确实是每救一个人，就会死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她从未放弃过救人，她也因此失去了几个自己的孩子。还有，他们喜欢歌唱，能即兴编词，当然他们用的是鄂温克语，一种能说但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字。这些现实人物触动着我，转化为小说人物——那里有不顾个人安危的萨满，有走出森林后又回归的民族画家，有为鄂温克语言造字的人，等等等等，可以说我是想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从他们身上看我们将遗失的文明，而那又应该是我们倾情拥抱的。

其实对待这样的我们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着该怎样更好对待的问题，发达国家也如此。写作这部长篇的动因之一，就是2003年，我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一个月。我在北部的达尔文市见到的土著，刺痛了我，他们进城后，成了政府需要赈济和拯救的一族，他们离开生活领地，在达尔文市消沉地泡在酒馆，或是在街头卖艺，他们那种颓废的精神状态，令我难过。我想他们如果还生活在过去生活的领地，是自己土地的主人，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也许就不会迷失。

还有一个事情，是我2005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经历的，当然那时我已完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有一次主办方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游览密西西比河。日程上说我们将参观印第安人的遗址，对此我无比期待。记得那天寻访遗址，走在林木茂盛的山间，我以为所到的遗址一定有着印第安人的生活印记，哪怕是一件原始武器，一个褪色的生活器物也好，可是我失望了。我们最终看到的遗址，只是一座山下遗留下来的一些石片。印第安人的生活印记，早已是昨日长风，消失在山谷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也就是我的这部长篇，当我写作它时，走出山林定居的鄂温克山民，开始渐次回归了，现在政府已给他们提供了更为人性的生存方式，他们依然可以和驯鹿生活在深山里，不定期下山补充给养。我侧面了解到，一些猎民点成为了旅游热点，他们的经济状况开始改善。

2012年我在参加伦敦书展时，参加了一场与英国作家的对谈。主持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我想一部作品诞生的因素有很多，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但我采取了最简单明了的回答，我打量着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着与我对谈的英国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子，我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森林中，他们穿的鞋子，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种朴拙而美丽的鹿皮靴子。我觉得这样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个小说家去追踪，更值得人类铭记。”——这段话依然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

在我眼里，破坏自然，远离自然，无视人类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该遗忘的文明，就是跟万千生灵告别，人类会不知不觉被孤立起来，我们的心灵会走向黑夜。

今年过世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预言，地球将在2600年前毁灭，他说人类已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我们已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时间。由于一天天掠夺地球资源，人类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应该考虑移民火星或其他星球。这些论断，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灾难是冷面杀手，它的降临通常是悄无声息的。

但我对地球上智慧的人类还是抱有信心，因为人类已经从历史上的各类战争、重大传染性疾病、应对生态危机等泥泞中跋涉而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我们还有慈心和爱心，反躬自省的勇气，科学的发展理念，那么我们头顶的阴霾，不会挥之不去。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能做什么？我们在座的应该对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不陌生，对蕾切尔·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不陌生，对前苏联的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不陌生，这些作品通常被划归到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的行列。它们从不同侧面，指出了我们面临的问题，自然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提醒我们摆脱贪婪，免于灾难。这些作品，无疑是这个趋向的典范文本。

近些年玄幻穿越类小说格外受宠，中国的穿越小说，穿越过去时，很多是回到汉唐时期，而穿越未来时，常常是外星系。其实这也反向证明了作家们对复杂现实是有深入思索的，他们看似以逃逸的方式，进入另一块文学区域，其实表达的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忧虑。因为没有哪个时空是尘埃不染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文学还有比我今天谈的话题更为普遍的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果作品都是一个倾向和调子的，那也是悲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在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小众，所以不断有人宣告文学死了，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发展，它依然顽强活着，哪怕活在角落。我曾说过，只要人类存在，我们对万事万物还渴望着表达的话，文学依然是最佳途径，不会消亡。

再回到开篇的题目上吧，用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形容，或是一种希冀。单纯的文字本身，是没有温度和情感的，可作家将文字组织起来，当文字变成文学的时候，它就有非凡的气韵了，能与人的心灵世界沟通，安抚着尘世的我们。茶后诵读一首诗或散文，夜晚读几页动人的小说，依然会给奔波劳碌的我们，带来艺术的享受。所以说文学在这个时代，因为是开启心灵之门的一把隐秘钥匙，依然不可或缺。

我说以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并没有拉历史倒车的企图。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世界，是每一个人心中都呼唤的。我只是想说，我们以文字收拢一下时代速度的缰绳，就不会因过松，而纵容它脱缰；也不会因过紧，使它裹足不前。我希望我们手握的缰绳张弛有度、不疾不徐，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优雅的步伐。在这个旅程上，选择文学，无比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