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2019-05-24 21:05 编辑:伏幻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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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越来越近了,纵使如今年味变淡,人们还是期待着过年,毕竟这是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节。旧时风俗,进了腊八,就算是过年。这时候,无论贫富,各家都要开始办年货了。采办年货的内容中,有一项是买春联和年画,过年时张贴在自家的门口和墙上,即使没有新桃换旧符的传统意义,红红火火的,也多少添个过年的喜兴。

老北京过年之前,买副春联,买张年画,是讲究的。春联,不能如现在一样都是印刷品,必须要真枪真刀用毛笔和墨来写。《京都风俗志》中说:“预先贴报‘书春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之类”以招揽买者。当然,用纸不一,以应对不同需求。旧时竹枝词唱道:“西单东四画棚前,处处张罗写春联。”曾是年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盛景。

春联,除寺庙用黄纸,其余都用红纸。那时红纸有顺红、梅红、木红、诛笺、万年红等多种之分,如同穿衣的布料一样多种多样的讲究。旧时有俗语名叫作:大冻十天,必有剩钱。说的是站在腊月的寒风里写春联,虽挣不了大钱,还是多少有些收入的。

这句俗语中说的十天,是有历史原因的,那时候,卖春联和年画的,都是在腊月十五开张,一直卖到腊月二十四收市。因为这时候是旧时王府封印之时。如今京戏舞台上有封箱之说,都是从这个传统而来。卖春联和卖年画的,依就的也是这个传统。

腊月十五,卖年画的出动了,比卖春联的还热闹。因为卖春联的必要站在那儿写,买年货的可以走街串巷。蔡省吾先生的《一岁货声》中,专门介绍这些卖年画的人是“以苇箔夹之肩负。”当然,更吸引人的是在街头搭起的年画棚,一张张年画张贴在画棚的秫秸上,人们既可以挑选,也可以参观欣赏。那里便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展览会,常是人头攒动。

当然,画棚里,既卖年画,也卖春联,还卖门神和吊钱儿。这样的吊钱儿,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图招财进宝的吉利,是挂在窗前和门楣上的,一般是过了正月初五要用竹竿挑掉。清时有诗:“先贴门笺后挂钱,洒金红纸写春联。”是要在年前将挂吊钱儿和贴春联一气呵成来完成的。

这样的吊钱如今在天津还有,北京已经渐渐淡化了。《一岁货声》中,有一段专门介绍画棚里卖货吆喝的热闹劲儿:“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批,饶喜字。揭门神,请灶王,挂钱儿,闹几张。买的买,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

那时候,所卖的年画,大多数是来自天津杨柳青,粉连纸上,木版着色。《京都风俗志》中介绍年画上的内容:“早年戏剧外,丛画中多有趣者,如雪景图、围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之类皆是也。”民俗和乡土气息很浓,接地气,自然受大众欢迎。

我小的时候,这样的画棚还有,一般在天桥一带。卖这样年画的也还有。那时,我家常买的是胖乎乎的娃娃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鲤鱼上片片的鱼鳞都清晰闪光,图的是“年年有余”的吉利。后来,画棚渐渐消失了,买年画要到新华书店,那里卖的都是彩色胶版印刷品,颜色更鲜艳,内容更现代,杨柳青的年画渐渐失宠。记得很清楚,我家曾经买过一张哈琼文画的年画:一位穿着黑色旗袍的年轻母亲,肩膀上驮着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小姑娘。小姑娘的手里高举着一朵很小很小的小红花,向着天安门欢呼。母女四周簇拥着的是一片玫瑰紫色花的海洋。在那个时代,年画上出现的人物,很少能见到有这样面容清秀、身材玲珑的女人,比老式月份牌上的女人还要漂亮。这张漂亮的年画,贴在我家墙上好几年,一直舍不得摘下。

如今,大多人住进楼房,过年的时候,常常还能看到门前贴有春联,尽管都是千篇一律印刷体的了。但是,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在家里墙上张贴年画的了。有一阵子,流行过印着花花绿绿美女或风景的挂历;这一两年,又开始时兴印有各种图案的所谓手账,类似过去的日历或月份牌,但要奢华许多。也许是年老守旧,我不大喜欢这样的玩意儿,还是更钟情过去的年画。

如今,北京人过年,讲究逛庙会。厂甸庙会是最热闹的一个去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如今庙会的内容已经千变万化,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没变,便是卖大串的糖葫芦。糖葫芦,入冬后一直能卖到开春,并不新鲜。但要想买这样四五尺长的大串糖葫芦,必要等到春节,到厂甸去。

对山里红而言,借助于冰糖(必须是冰糖,不能是白砂糖,那样会绵软,不脆,也不亮)的外力作用,是一次整容,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到了过年的时候,再一次拉长了腰身,长成了大长腿,成了明星。

民国竹枝词说:“正月元旦逛厂甸,红男绿女挤一块,山楂穿在树条上,丈八葫芦买一串。”春节期间逛厂甸,一般的孩子都要买一长串糖葫芦,顶端插一面彩色小旗,迎风招展,扛在肩头,比自己的身子都高出一截,永远是老北京过年壮观的风景。

我小时候,过年当然免不了要到厂甸买这样一长串糖葫芦,我父亲则要我帮他去买金糕。这是用山里红去核熬烂冷凝而成的一种小吃,是山里红的另一种变身。这东西以前叫做山楂糕,是民间的一种小吃,后来慈禧太后好这一口,赐名为金糕,意思是金贵,不可多得。因是贡品而摇身一变成了老北京人过年送礼匣子里的一项内容。清时很是走俏,曾专有竹枝词咏叹:“南楂不与北楂同,妙制金糕属汇丰。色比胭脂甜如蜜,鲜醒消食有兼功。”

这里说的汇丰,指的是当时有名的汇丰斋,我小时候已经没有了,但离我家很近的鲜鱼口,另一家专卖金糕的老店泰兴号还在。就是泰兴号当年给慈禧太后进贡的山楂糕,慈禧太后为它命名金糕,还送了一块“泰兴号金糕张”的匾(泰兴号的老板姓张)。泰兴号在鲜鱼口一直挺立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止。

过去,老北京原来有一道有名的凉菜,用黄瓜丝、梨丝和金糕丝撒上白糖拌,能够在冬天里吃出夏天香瓜的味儿来。所以,这道凉菜叫做“赛香瓜”。那时候,黄瓜和梨在过年的时候尤其显得金贵。我家退而求其次,年前,父亲让我去金糕张那里买金糕,切成条拌白菜心或萝卜丝当凉菜,虽然吃不出香瓜的味儿来,却也格外爽口。金糕张店铺不大,金糕一整块放在玻璃柜里,用一把细长的刀子切,上秤称好,再用一层薄薄的江米纸包好。江米纸半透明,里面的胭脂色的山楂糕朦朦胧胧,如同半隐半现的睡美人,馋得我没有等回到家,站在街头,迎着寒风,就已经把江米纸舔破了。

年前,除了买金糕,拌好凉菜,等待着年夜饭上桌时候吃,我父亲还有一个讲究,便是一定要在年三十这一天的黄昏时分,等着买荸荠。那是街上最清静的时候。店铺早打烊关门,胡同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走进大小院里,才能够听到乒乒乓乓在案板上剁饺子馅的声音,从各家里传出来,你应我和似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像是过年的序曲。

就在这时候,胡同里会传来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喊。这时候,各家的大人一般都会自己走出家门,来到胡同里,招呼卖荸荠的:“买点儿荸荠!”卖荸荠的会问:“买荸荠哟?”大人们会答:“对,荸荠!”卖荸荠的再问:“年货都备齐了?”大人们会答:“备齐啦!备齐啦!”然后彼此笑笑,点头称喏,算是提前拜了年。

荸荠,就是取这个“备齐”之意。那时候,卖荸荠的,就是专门来赚这份钱的;买荸荠的,就是图这个荸荠的谐音,图这个吉利的。卖荸荠一般分生荸荠和熟荸荠两种,都很便宜。那年月,冬天里没有什么水果,就把荸荠当成了水果,特别是生荸荠,脆生生,水灵灵,有点儿滋味呢。

如今,这样的声音,只存活在老人的记忆里,或在发黄的书页间。前辈作家翁偶虹先生在《北京话旧》一书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除夕黄昏时叫卖‘荸荠’之声,过春节并不需要吃荸荠,取‘荸荠’是‘毕齐’的谐音,表示自己的年货已然毕齐。”只是和我小时候的记忆稍有区别,我父亲说是“备齐”的意思,相比较“毕齐”,我觉得父亲的解释更大众化。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富贵人家还是平民百姓,过年的饺子,从来都必须要吃的。在我人生七十余年的春节里,最难忘的饺子有两回。

五十年前,我在北大荒,过年的时候,请不下假来,回不了北京。家里只剩下父母两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天远地远,心里不得劲儿,又万般无奈。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的年三十的黄昏,我的三个中学同学,一个拿着面粉,一个拿着肉馅,一个拿着韭菜(要知道,那时候粮食定量,肉要肉票,春节前的韭菜金贵得很呀),来到我家,和我的父母一起包了一顿饺子。他们替我这个不能尽孝的儿子,和我孤独的父母过了一个难忘的年。面飞花,馅喷香,盖帘上,码好的一圈圈饺子,围成一个漂亮的花环;下进滚沸的锅里,像一尾尾游动的小银鱼;蒸腾的热气,把我家小屋托浮起来,幻化成一幅别样的年画,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

父亲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他以克制的心情,告诉我那个情景。我能想象得出来,他和母亲感到欣慰,三个仅仅是儿子的同学,为了陪他们老两口过年,牺牲了和自己父母的团聚。那是他们老两口一辈子过年吃的一顿最滋味别具的饺子了。

还是在北大荒,我在当时被抽调到兵团的六师师部宣传队,想在年三十晚上赶回到我在的大兴岛二连,就可以不耽误饺子。谁想到年三十天没亮就把我冻醒了,偌大的宿舍,同伴都早回各自的连队过年,就我一人,以为屋子太旷,要不就是炉子灭了。起来一看,炉子里的火烧得挺好,往窗外一瞧,才知道大雪封门,刮起了大烟泡,难怪再旺的炉火也挡不住寒气逼人。我心想糟了,这么大的雪,去大兴岛的车还能开吗?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了汽车站。那里的人抱着火炉子正在喝小酒,头也没抬,说:“看看,水箱都冻成冰坨了!”

我的心一下子也冻成了冰坨。师部的食堂都关了张,大师傅们都早早回家过年了,连商店和小卖部都已经关门,命中注定,别说年夜饭没有了,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不行,只好饿肚子了。

大烟泡从年三十刮到了年初一早晨,也没见有停一下的意思,我一宿没有睡好觉,大年初一,早早就醒了,望着窗外依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百无聊赖,肚子又空,想家的感觉袭上心头,异常的感伤起来。我一直偎在被窝里,迟迟的不肯起来,睁着眼,或闭着眼,胡思乱想。

九、十点钟的时候,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然后是大声呼叫我名字的声音。由于大烟泡刮得很凶,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断断续续,像是在梦中,不那么真实。但仔细听,确实是敲门声和叫我名字的声音。我非常奇怪,会是谁呢?满怀狐疑,我披上棉大衣,跳下了热乎乎的暖炕,跑到门口,掀开厚厚的棉门帘,打开了门。吓了我一跳,站在大门口的人,浑身是厚厚的雪,简直是个雪人。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等他走进屋来,摘下大狗皮帽子,抖落下一身的雪,我才看清是我们大兴岛二连的木匠赵温。天呀,他是怎么来的?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莫非他是从天而降不成?

我肯定是睁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瞪得他笑了,对我说:“赶紧拿个盆来!”我这才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大饭盒,打开一看,是饺子,个个冻成了梆梆硬的坨坨。他笑着说道:“可惜过七星河的时候,雪滑跌了一跤,饭盒撒了,捡了半天,饺子还是少了好多,都掉进雪坑里了。凑合吃吧!”

我立刻愣在那儿,望着一堆饺子,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知道,他是见我年三十没有回队,专门给我送饺子来的。如果是平时,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可这是什么天气呀!他得多早就要起身,没有车,三十里的路,他得一步步跋涉在没膝深的雪窝里,他得一步步走过冰滑雪滑的七星河呀。他说得轻巧,过河时候摔了一跤,我却知道他是条老寒腿,并不那么利落呀。我很难想象,一个拖着老寒腿的人,冒着那么大的风雪,一个人走过七星河,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以至事过多年之后,一想起那样的情景,都会让我无法不感动。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和赵温用那只盆底有朵大大牡丹花的洗脸盆煮饺子。饺子煮熟了,漂在滚沸的水面上,被盛开的牡丹花托起。

那天的黄昏,雪说停就停了。我和赵温回大兴岛,走到七星河上,一片白雪茫茫,直晃眼睛。不知从哪儿突然飞来一群像麻雀大的小鸟,在我们的面前飞起飞落。它们浑身的羽毛和雪一样是白色的,落在河面上,和雪浑然一体,分不出彼此;飞起来,像扬起一阵纷纷的雪花,晶晶亮亮,在夕阳金色的余晖映照下,分外迷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鸟,这么漂亮的鸟。

赵温告诉我:当地人管这种鸟叫雪雀,它们喜欢在大雪后飞出来。

我对赵温说:这真是我们今年过年的吉祥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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