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斗笠送红军

2019-05-24 21:22 编辑:海碧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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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我们选这首曲子跳芭蕾舞不是请人来教,而是去了福州,在市工人文化宫学习。还记得,文化宫是用青砖和钢筋水泥砌成的,大楼的入口处耸立着高高的圆柱。周围唯有这里最开阔热闹,广场上都是人。老人下棋,中年人聊天,小孩嬉闹。没想到有一天老师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学跳舞。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片段。六个海南妇女身穿湖蓝色的大脚裤、浅绿和本白拼接的短大襟衫,手拿大斗笠,优美而抒情地为红军女战士编织斗笠。教我们跳舞的是个身材削瘦的中年女老师,不怎么爱笑,但很用心,一个动作反复挑剔。不过最终她也没太费神,早上去,至下午学会,傍晚我们回公社。有点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作战小分队,每个人都有昂扬感,都相信这个节目一旦搬到公社的舞台上,一定很长脸,经久不息的掌声已经预先听到了。

电影放映队的几个人每天都在公社食堂吃晚饭,他们放下筷子走出公社大院时,后面通常就多出一个小丫头了。即使当时没有跟上,在电影临开演前,我也会挤到电影院门口。检票员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中钻出一颗黑瘦的脑袋,脑袋上梳着一个稀疏的小辫子,辫子朝天翘起,像一根芦苇划过水面,越过人群游弋而来。这时候,他们总会扬扬手,甚至笑一笑,就把我放进门内了。这个辫子朝天的黑瘦脑袋其实就是我,我差不多每天出现在这里,不出现的原因只有两个:电影院当晚关门或者我外出了。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时刚被拍成电影,它的上映犹如一池干荷叶上盛开出一朵新莲。太新鲜了,居然可以用脚尖跳出那么波澜壮阔的故事。到处可见吴清华的剧照,最著名的是一张她在空中高高跃起的瞬间。她身穿火红的残破衣衫,凌空劈开腿呈斜斜的一字形,上身后弓,左手摆至胸前,右手向后舞动,几乎与高跷的左腿触碰到一起——这个被定格的动作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倒踢紫金冠”。很少有人会在这个剧照前无动于衷,它太超越我们当时的生活常规了。速度、力量、技巧,三者的有效叠加,尚且无法令其完美,最重要的是肢体在空中必须足够舒展优雅,那才是舞蹈语言的最高境界。

我相信我们的舞蹈老师必定也是在一遍遍看这部电影时,激情澎湃,产生了把《我编斗笠送红军》搬到公社舞台上的念头。

“呐,嗦,咪呐咪哆嗦,呐嗦咪哆咪呐咪,哪哆哪呐嗦,呐嗦……”多么悦耳的旋律,四拍子的,在每一个节拍的最强音和次强音中,我们贴着舞台底部,背对观众,一个接一个举着斗笠,用脚尖踩着小碎步上场了。

可是没有芭蕾舞鞋啊,学校买不起或者没打算买。有点骑虎难下,既然已经奔赴福州煞有介事地把舞学回来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穿塑料鞋跳。就是那种咖啡色的、脚趾部分密封的男式硬塑料鞋。从前部队里常见,老百姓也爱穿,因为它便宜而且结实。

内里拆空仅剩一圈厚厚风火墙的大房子,地面是方砖铺就,年久失修,已经遍布深浅不一的坑。从前我们不会在意地面,即使是跳《东风吹战鼓擂》这样非常费力气的舞,脚跺得再狠,也仍然无碍。从脚板到脚尖,与地面接触面越窄,要求越高。勒紧鞋带,把大脚趾夹紧,与其余四只脚趾头夹成小角度的人字形,然后脚弓一使劲,膝盖一用力,整个人猛地高出一大截。

还没排练几天,我们的脚就出问题了。首先是大脚趾破了,指甲开裂,接着其余几个脚趾头也纷纷破损出血。但是老师仍然不打算放弃,我们也舍不得放弃。涂紫药水、绑胶布,每天眼泪滴滴嗒嗒着居然也熬到了登台的那一天。

没有意外,非常轰动。从银幕上看毕竟隔着一层,还是眼皮底下的真实蹦跳来得真切。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是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我编斗笠送红军”,这一句才是精华所在,需要重点突出。“送——红——军!”第一段曲子到这里,舞蹈中的六个人在“送”字时,转到台前站成弧形的一排,背向观众,把脚尖往上一踮的同时,双手也把斗笠高高一举,然后在“军”字时,又迅速地、整齐地往后一转,再把腿一别,微侧着身子,霍地坐下了,双手仍然揪着斗笠的边沿。不是用手掌抓住,而是用拇指、食指、中指,轻柔地、优美地揪住。多么富有想像力的舞蹈语言啊,壮观,华丽,起落有致,感人肺腑。而第二段更加妙不可言,在“送”字时,六个人斜斜地站成平行的两队,斗笠从身体的前侧横向送出,往前往上画一条弧线,然后在“军”字时,让斗笠从头顶上方猛然往下落,落到一半,又突然定住,定在胸前,而脚部,这是最关键的。脚原先是平踩地上的,在斗笠迅速下落中,左脚尖猛一用力,把整个人抬起,而右腿则向前举起,举在斗笠的下方。

这个造型与“倒踢紫金冠”“常青指路”一起成为《红色娘子军》中最经典的瞬间。

不记得演出过多少次之后,终于要赴县里参加汇演了,学校领导下决心拿出钱买芭蕾舞鞋。鞋是粉红色的,上面有隐约的银光。鞋底高高弓起,鞋头是平的,有块梯状的橡胶物垫在里头,后跟则系两条细长的缎带,像拖着大尾巴。那天还是去市工人文化宫,还是在那间学舞的房子里,还是那个不爱笑的中年女老师。大约是她帮忙买到的鞋,又是她教我们如何绷直脚尖套进鞋,再把那两根缎带从脚踝处交叉捆绑到小腿上。美观是必须的,结实也是必须的。

我们坐在地上,地面是木板的。因为鞋尖多出那块橡胶,绑好带子后,脚一下子陌生了,长出一截是其次,真正吓人的是突如其来的华丽、庄重、仪式感。小心翼翼地站起,踮起脚尖,行走,跨步,抬腿,旋转,地板“咚咚咚”响,像是敲击一个空置的木桶发出的,微弱的回声宛若私密的耳语。

许多年后的某天,我在半夜突然梦醒,然后睁着眼在黑暗中久久发呆,一遍遍回味着梦境中的那双脚——它们起舞了,居然穿着粉色的、闪着银光的芭蕾舞鞋。这能否理解为一种迷恋?在它离开、逝去,再也不可能重新驾驭它时,我的下意识里竟是这般不舍。我不舍的究竟是舞鞋还是那段起舞的日子?

2013年7月,中央芭蕾舞团到福州演出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剧院里把一场戏看下来,我会时不时恍惚一下,犹在梦中。不是因为舞美的华丽,也不是因为演员技艺的出众,都不是。“咚、咚咚、咚咚咚”,隐约的声响不断传来,它们在剧情之外,也与表演无涉,却被无限放大了,似鼓点,重重撞击着我的耳膜。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站在舞台中央谢幕,我不禁也走上台,独自一人久久站在侧幕旁。多么熟悉的场景,连扑面而来的、满是灰尘的空气都是昨日再现。灯光如水,偌大的舞台仿佛是魔法容器,刹那间就把所有人都挤压得弱小而单薄,比没有重量的影子更轻飘更不真实。当年我们候场时,总是这样站在从屋顶倾泻而下的侧幕布边上,专注等待着登台的音乐响起,又常常是从这个角度,观看其他人的其他节目次第上演。这个位置恰似一个神秘莫测的洞口,往前去,往里走,便能抵达另一个与现实毫无关联的世界,身体会被风托举起来,上下翩跹。

几个女演员匆匆从旁边跑过,台上的职业性微笑此时迫不及待地卸掉,后背上已经湿透的衣裳显露出她们的疲倦。她们跑,我眼睛也追着她们的鞋子跑。比过去精巧了,鞋帮明显窄小,弧线内敛,那两根鞋带也改成了隐蔽的肉色,或绿或粉的鞋子于是看上去不像穿上去的,而像是开在足尖上的花朵,素淡而雅致,质朴却热烈,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这青春的花朵伴着奇美的舞姿绽放在历史深处,亦留存在我的心底。

恍惚间,舞台空了,我又依稀看到了那群为红军编织斗笠的少女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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