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中的母亲

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文/张抗抗

一

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颗子弹，从舱门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二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我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小时探视时间，被我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叫您么？妈妈，您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我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三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母亲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母亲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母亲会说话了，母亲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慢慢复苏。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曾经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在病床上长久地输液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企图挣脱鼻管，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鼻孔脱落，护士一次次为她粘贴胶布，并嘱咐她不要乱动。她惭愧地说：“是啊，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胡主任问她最想吃什么，她说：“想吃蘑菇。”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忍俊不禁。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如今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过她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