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瓦兹 | 不对痛苦更敏感，我们就无法对快乐变得更敏感

　　痛苦与时间

　　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意识的每一次增强都需要付出代价。不对痛苦更敏感，我们就无法对快乐变得更敏感。记住过去可以使我们为未来做出计划，但是为快乐做计划的能力却被担忧痛苦和恐惧未知的“能力”给抵消了。

　　有时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妒忌动物。它们受苦并死去，可它们看起来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个“问题”。它们的生命似乎没有错综复杂之处。它们饿的时候就吃，累的时候就睡，而且看上去，是本能而非焦虑在主宰着它们为未来所做的极少的准备。在我们所能评判的范围内，每个动物都忙于它在当下的时刻所做的事情，生命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以及关于未来的焦虑甚至从未进入它的脑海。对动物来说，幸福在于享受眼前的生活，而非在于确信前面有一个充满欢乐的未来在等待着它。

　　这不仅仅是因为动物是一群相对不那么敏感的傻瓜。它们的视力、听觉和嗅觉通常远比我们人类的敏锐，而且它们无疑极其享受自己的食物和睡眠。但尽管它们有着敏锐的感官，它们的大脑却颇有些迟钝。动物的大脑比我们的更为专门化，因此它们是依习性而生存的生物；它们不能推理和将事物抽象化，并且只有极为有限的记忆力及预期未来的能力。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敏感的大脑不可限量地增加了生活的丰富性。然而为了这种丰富性，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整体敏感性的增加使得我们异常脆弱。通过变得不那么敏感——更像一块石头而人的特质少一些——一个人可以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但享受快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敏感性要求很大程度的柔和性与脆弱性。比如，眼球、耳膜、味蕾，以及终止于高度纤细的大脑组织的神经末梢，它们不但柔软、脆弱，而且易于受损。看起来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在不降低有机体活组织的活力和敏感性的同时，降低它们的娇弱性和易受损性。

　　如果我们要享有强烈的快感，我们也必然会易于经验到强烈的痛。我们热爱享乐、痛恨痛苦，但占有前者的同时没有后者在场似乎是不可能的。的确，这二者在某种意义上看似必须交替出现，因为持续的快乐是一种刺激信号，若不增强，就必定会使人感到乏味。而它的增强要么会用它带来的“摩擦力”使感官变得麻木而迟钝，要么会转化为痛苦。这就像持续进食丰富的食物，不是毁掉胃口，就是令人生病。

　　生命既然被认为是好的，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也就相应地变得邪恶了。我们越是爱另外一个人，越是享受他的陪伴，当他死去或与他分离时，我们的悲伤就越深。意识的力量进入经验越深，它为所获取的知识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因此，我们有时问出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生活是否已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我们是否得不偿失？将进化转向另外一个唯一可能的方向——向后演进至动物、植物以及矿物质的相对平和的状态——是否会更好？

　　时常有人在试图做这种事。一个女人在爱情或婚姻中受到了一些很深的感情伤害，然后就发誓再也不让另一个男人玩弄她的情感，变成了怨愤、难以相处的老处女。更为常见的是敏感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学会了将自己藏在“强悍的家伙”的态度面具里。成年之后出于自我防御，他扮演腓力斯丁人的角色，把所有智性文化和情感文化看作是女人气的东西。对生活的这种反应方式达到极端之后，在逻辑上它的最终结局是自杀。冷酷无情的那种人，可以说本身已实行了一种局部的自杀；他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死掉了。

　　那么，假若我们具有最大程度的人性、活力和觉察力，看起来我们必然会愿意为了我们的快感享乐而受苦。没有这种意愿，意识的强度就不会增长。然而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愿意受苦，而且即便只是假设我们愿意，这种假设也会让人感到奇怪。这是因为，“我们的天性”是那么反抗痛苦，以至于这种在某个程度之上忍受痛苦的“意愿”或许会显得不可能且无意义。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一种矛盾和一种冲突。因为意识必然既包括愉悦也包括痛苦，在谋取快乐的同时排斥痛苦，事实上是谋求着意识的丧失。这样一种丧失在原则上等同于死亡，因此这意味着我们越是努力把生活作为愉悦的享受，其实越是在毁灭掉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实际上，这是人在面对他所热爱的事物时的普遍态度。人类大部分的活动都是要将自己的体验和欢乐永久化，可那些体验与欢愉却是因处于变化中才变得可爱的。由于韵律和流动感，音乐是一种愉悦的享受。然而在你捕捉住这种流动的时刻，当你把一个音节或和弦延长至规定时间以外，节奏就被破坏了。同样地，生活也是一个流动着的过程，变化和死亡是它必要的组成部分。正由于此，试图将这两者排除在生活以外就是跟生活对着干。

　　可是，仅仅去经历痛苦与快乐的轮替，绝不是人类困境的核心。我们想使生活有意义、追寻上帝或永生，不只是因为我们在尝试着从当下所经验的痛苦中逃离。也不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采用了特定的态度、扮演了特定的角色，作为无穷无尽的自我防御的一种手段。真正的问题并不来自任何对痛苦的短暂敏感性，而是来自我们人类不可思议的记忆和预见能力——简而言之，来自我们的时间意识。

　　对动物来说，当下的愉快就足以使它们快乐。可是人却几乎难以满足于当下的愉悦，他更关心是否能拥有愉快的回忆和幸福的将来，尤其是后者。只有当确定能获得一个幸福的未来时，他才能够忍受一个极度痛苦的现在。假如没有这一确信，即使正处于当前的感官快乐之中，他也可能会感到极其悲惨。

　　比如说，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两周之后得做个外科手术。现在他感觉不到任何肉体疼痛；他有足够的食物；他被朋友和家人的情感所围绕着；他在做着平常对他来说是极大乐趣的工作。但是他享受这些事物的能力被持续的恐惧感拿走了。他对当下周围的现实变得不敏感了。他的头脑被一些还未发生的事情占据了。他并不像是在用一种很实际的方法考虑问题，试图决定他是否应该做这个手术，或者做些有关家人及一些自身事务的准备工作，以防万一自己在手术中死去。这些决定已经早都做好了。与此相反，他是在用一种徒劳的方式思考这场手术，这既破坏了他此刻生活中的欢愉享受，又对解决任何问题没有丝毫助益。

　　这是有代表性的人类困境。恐惧和焦虑的对象或许不是一场在不久的将来会经历的手术，它可能是下个月的房租、一次战争威胁或社会性的灾祸，可能是能否为养老存够钱的问题，或者也可能是有关最终的死亡的问题。这一“当下时刻的破坏者”甚至不一定是一种有关未来的恐惧。它有可能来自过去：对一次受伤经历的记忆，某一次恶行或轻率的行为。它带着一种怨愤或罪恶感弥漫于我们的当下。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的力量大到对多数人而言，过去和未来并不是好像真实的一样，而是比眼前的时刻更真实。除非关于过去的头绪都已被理清、未来也是美好而有希望的，否则我们无法在当下生活得幸福。

　　记忆过去和预期未来的能力，从支离破碎的时刻当中的杂乱无章里理出一个整齐的秩序的能力，无疑都是人的感受力的一种精彩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脑的成就，赋予了人最非凡的生存及适应生活的能力。可是我们通常使用这种力量的方式却容易毁掉它的所有优点——因为如果记住过去和预期未来只不过是使我们无法充分地活在当下，那这种能力就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除非当每一餐端上来时我都可以真的享受它们，要不然计划着下周能吃到什么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我因忙着安排下周的饮食而无法充分享受现在所吃的食物，那么当下个星期的饭菜变成了“现在”的时候，我仍会处于相同的窘境。

　　如果我此时的幸福主要存在于温习快乐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预期，那我只不过是模糊地觉察到了当下。当我所期望的好事到来时，我一定也依然只能朦胧地觉察到那时的“当下”，因为我已经形成了向后看和往前看的习惯，这使得全神注意于“这里”和“现在”对我来说变得很困难。而若我对过去及未来的觉察令我对当下不那么能够觉察，我就得开始想想，我是否真正地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

　　毕竟，未来是相当无意义且不重要的，除非它早晚会成为“现在”。因此，计划和构思一个不会成为现在的未来，并不比张罗一个当其到来时我却在其中显得“心不在焉”的未来更荒诞——当未来到来的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的身后，而不是它的脸。

　　像这样生活在关于未来的虚幻憧憬中而非当下的现实中，是那些完全为了赚钱而活的生意人的特有烦恼。有那么多富人，都是对于挣钱和存钱比对于怎么享用金钱懂得多得多。由于他们一直是在为生活做着准备，他们未能真正地生活。他们大多是在赚取金钱，而不是赚取维持生活的开销，也正因此，当应该放松的时候，他们却做不到。许多“成功人士”退休的时候都感到无聊和痛苦，然后为了防止被年轻人顶了位置，又重返工作岗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使用记忆和预期能力的方式把我们对生活的适应力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强了。假如我们必须要确知一个幸福的未来才能享受一个愉悦的现在，我们就是在“哭着要月亮”。我们没有这样的把握。最准确的预测也只能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而且据我们所知，每个人都将受苦并死去。如果没有一个被保证了的将来我们就没法快乐地生活，那么我们就肯定还没适应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有最优的计划和安排，也会发生意外事件，而且死亡最终定会到来。

　　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意识的每一次增强都需要付出代价。不对痛苦更敏感，我们就无法对快乐变得更敏感。记住过去可以使我们为未来做出计划，但是为快乐做计划的能力却被担忧痛苦和恐惧未知的“能力”给抵消了。此外，对过去和未来的敏锐感知力的增长使我们对当下的感知相应地变得模糊了。换句话说，我们似乎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拥有意识的好处被它的坏处压过了，极端的敏感性反而令我们失去了适应能力。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感到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及其周遭的世界处于冲突之中，能够想及我们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只不过是“陌生人和朝圣者”，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因为如果我们的欲望跟这个有限的世界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不一致的话，这会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本性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好像我们的心是由无限性而不是有限性组成的。因而我们灵魂的不满会显得像是它们的神圣性的标志和章纹。

　　然而，对某一事物的渴望能否证明这个事物的存在呢？我们知道它并不必然能。认为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公民，认为在被流放至地球以后我们有可能返回我们心中所渴望的真正家园，这么想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慰藉。可是假如我们的确是这个世界的公民，假如并不存在与灵魂的不满相对应着的最终的满足，那么自然孕育出人类，岂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由于对人类来说，生活看起来好像与生活本身有着毫无希望解决的冲突。为了得到幸福，我们必须得到我们无法拥有的。自然在人类心中孕育出了它所不可能满足的欲望。为了更畅快地饮用快乐之泉，它在人身上产生出的能力却使得人更容易感染到痛苦。它赋予我们掌控未来的能力——只有一点点；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沮丧感：我们知道我们最后必将在溃败中倒下。我们若认为这是滑稽可笑的，那也只不过是在说，自然在我们身上孕育了智慧，以便用来责备它自己的荒诞不经。意识看上去是自然用于自我折磨的巧妙模式。

　　我们当然不想认为这是真的。但是很容易就可以证明，大多数相反的论证都只是主观臆想——是自然用来延缓“自取灭亡”的方法，以使愚蠢的行为可以继续。推理和论证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加深入。我们必须深入地审视这一场人生、这一个自然——它已在我们的内部变得能够觉察，并且必须弄清楚它是否真的和它自身相冲突，它是否确实渴望着安全感和毫无痛楚的感觉，一种它的个体存在形式绝无可能享受到的感觉。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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